中国区域经济的群体性崛起，以及条块式的政治与经济体系，亦制约上海成为经济中心。

虽然最近上海被中央批准为中国金融中心，但是，由于金融监管中心、央行、四大国有银行总部均在北京，上海并无号令天下的优势。同时，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，银行运作按区域进行，上海市的建设银行，并不比内地一省的建设银行级别高。

上海在今年的 “全球金融中心指数”(GFCI)中仅列第31位，大幅落后于中国香港、东京、新加坡等城市。金融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，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决定因素。世界上众多金融中心，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均为10%以上，中国香港为14%，而上海金融业员工约20万，仅占1%。

在上海宣布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时候，先后有北京、天津、深圳、重庆、大连、武汉、西安、杭州等宣布要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。

这种条块分割模式，使上海无法完成对于全国资源的吸纳，不具备利用全国经济资源的能力。

相较上海，深圳背靠香港，未来的省港一体化，将给深圳带来巨大的机遇。使其战略纵深远超上海。

《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》获批后，深圳拟将特区扩大到龙岗、宝安及光明新区，如此，深圳特区的面积将放大到现在的五倍。目前，深圳特区以全市面积的五分之一，却创造了52%的产值。以前，深圳特区有限的空间被工业园区、科技园区、商业区等重重分割，各地区经济模式相对独立，产业无法有效整合。一旦深圳扩区，其未来释放的能量将是庞大的。

目前，香港与深圳两地面积3000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500多万，两城联合，将解决彼此战略纵深问题；香港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，而深圳的金融业在全市GDP中的占比已达9％，深港在金融方面合作前景广阔；香港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90%，为全球主要城市中占比最高的，而深圳发达的制造业与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产业，与其正好形成产业互补；深圳的企业在国内富有竞争力，而香港具有强大的对外辐射能力，深港一体，将使深圳更具全球性的影响力。香港的自由港地位，将使深圳成为物流中心的设想变为现实。

在软件方面，香港多年来一直被誉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方，拥有健全的司法体系和严密的知识产权条例；自由港的身份与体制，货币自由兑换，资金自由进出，人员自由迁徙，全球资讯无障碍流通。深圳一直在管理模式上向香港学习，是内地在管理模式上最接近现代化的城市。这种优势在全国独有一无二。一体化的深、港比上海更有能力代表崛起的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，作为中国经济中心，与纽约、伦敦、东京分庭抗礼。成为新的特大国际都市中心。

珠三角9个城市在同一个省份中，不仅地域连接，发展水平接近，而且有较相近的产业基础，最容易实现一体化。而长三角16个城市分布在江、浙、沪三大省级行政区域，行政协调成本相对偏高，甚至很多城市与上海之间充满同质化竞争，部分中心功能被分流。在引用外资方面，苏州直逼上海，宁波则一直希望在港口航运方面与上海平起平坐。在对民营企业的吸附能力上，长三角城市远超上海。从上海迁走的众多民营企业，大部分搬到这些周边城市，杭州、南京作为省会城市，其省域中心地位，亦将削弱上海的影响力。

某种意义上说，深圳不仅与香港之间存在互补，亦与珠三角核心城市群中的东莞、惠州形成互补。而深港中心，与广佛中心，珠澳中心形成的珠三角中心，又形成了全国的辐射与产业互补。如此，则深圳形成了三重战略纵深，在全国的自由经济竞争体系中的作用，非任何城市可比。

不过，正如日本抓住欧洲短期衰落而美国崛起的机会，以融入美国经济体系而崛起一样，中国的崛起，亦将使一大批城市成为潜在的中心，而上海作为呼声最高的城市，其空间巨大。

上海的未来发展，除建成金融中心等发展大战略外，更需要是“软”略与远略。

如在城市定位上，上海过高的政治地位，使其社会及经济综合改革受到制约，未来或可通过主动降低城市行政级别，获得相应活力；而在社会流动性、活力与创造力方面，上海亦可部分趋近深圳，在全球及中国范围，无论美国当年的崛起，或者深圳的崛起，大量的移民以社会阶层的流动性，都将培养一种多元而广博的现代文明，对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起到巨大作用。民国以前的上海，同样也是一个移民之城与活力之城。同时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上海需要在市场化方面取得突破，无论是成为金融中心，还是解决“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”的困局，市场化都是上海未来久远发展的方向。

（作者为前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；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。）